大的缘由是出于北方防务的考量,以天子来守国门。百余年前,大明最大的威胁也是来自北方。所以那番考虑自是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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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移世易,皇上文治武功,冠绝古今,北方蒙古余孽已不足为虑。不仅如此,自博望侯出使西洋以后,上下始知当今世界之势是航海大业浩浩汤汤,不可逆转。尤其是产业强国、产业立国的观念显然更适合当下的世界和当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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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又与南洋和西洋诸多国家往来通商,现在的海上船只如过江之卿,由此而知,国家的重心会在几十年间由北方转向南方,而且陛下也说过,今后大明的主要威胁更有可能是来自于海上。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将都城迁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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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观也不是特意在向皇帝上奏,或许是这一次正好是出发前往那里,所以他才多说了这么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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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这么一讲,其他人还真的有几分认真对待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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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朱厚照则在心中想着:当年朱棣要迁都北京,也有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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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建文皇帝的削藩之策大加批判,但是他当了皇帝以后也得削藩,这是不可更改的政治格局,不削藩还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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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造反的时候,肯定是说我是太祖皇帝封的九大塞王之一,身负戍边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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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当了皇帝,也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朱元璋给他的,那么迁都北平,以天子守国门,自然就是这个政治逻辑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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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世朱厚照并不会这么考虑,哪怕去看历史,也是觉得朱棣大概还是考虑军事因素,考虑了国家北方的防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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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当了这么些年皇帝,刚刚那些想法竟就自己这么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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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邢观之后,少府令范玉昌又说:“邢尚书所言倒也不无道理。大明南洋公司便更像个京里的衙门,而不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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