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电话号码的背面,他如此写道。
简谨仪捏着那张支票看了一会儿,将它放在茶几上,开始穿衣服。
她出门前联系了司机,告诉他不用送,她自己会回去。她将东西放在自己来时那个小包里,打的士回家。
简谨仪回家的第一件事是烧毁那张支票,原本她想撕毁,担心将支票丢弃在垃圾桶里万一被人拼凑起来拿走会给他惹麻烦,于是决定带回来销毁。
生活回到正轨之后,她照常上下班,同事间偶有窃窃私语,简谨仪充耳不闻,时间一长,流言就渐渐消散。
马哈蒂尔上台后的1983年,华校的生存越来越艰难,学校不得已裁了一些老师,简谨仪一个人要带着五个班的华文课,工作量骤增,忙起来根本顾不上什么伤春悲秋。
马哈蒂尔是一个强硬的执政者,早期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曾经撰写过《马来人的困境》,1982年他作为巫统主席执政马来西亚,这些年在马来西亚施行的新经济政策也曾受到他的书籍影响。
马哈蒂尔上台对于马来人的功绩和支持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这样的强权政治,带有着浓厚的族群霸权色彩,除了马来人遭受特例优待之外,其他种群的生存空间均受到挤压。
徐谨礼作为董教总的一员,同时也是反对党领袖,在马哈蒂尔上台后,和马华公会他们一样,均感受到严峻的压力。
马来人、华人之间的矛盾在社会间暗流涌动,教育作为上层建筑,间接性反映了这样的难行之境。
简谨仪听闻有些学校办着办着就办不下去,哪里的学校又倒闭了等等,看着坐在教室里的孩子们,担心他们年纪轻轻就没有书念,也一直关注着教育界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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