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年,四月。
浙江杭州,淳安县。
恰逢梅雨时节,天地间充斥着风雨欲来的潮意,湿气甚重,颇为阴郁,看不清太阳已到何处。
土路满是坑洼,四处泥泞,阁楼也显得破旧,腐败破旧的味道混杂在水汽中,窜出去老远。
街上人影稀疏,且大多行色匆匆,垂首敛眉,偶有衙役上街巡逻,也是脸色沉凝。
整座城市都充斥着一股连空气也紧绷的焦虑、不安。
徐行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曾经的淳安县,因新安江灌溉,稻产丰富,在东南十九府中都算富饶之地。
可这一切,都在六年前成为了过去。
东南沿海一带,自太祖立国以来,便饱受海寇侵扰,战乱不休,虽有海禁制度,却难以根除祸患,甚至还因此令一批沿海人民铤而走险,最终成为海寇。
所谓“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也。
严酷的海禁政策,最终催生出一位盘踞四海,势力遍布倭奴、琉球等地的巨匪大寇。
此人名为朱天都,据传为建文帝后裔,麾下艨艟数百,战船过千,敢战之士以万计,乃东南沿海第一贼寇,被称为“宝龙王爷”。
倭奴人则充满敬畏地称他为“鬼天皇”、“影子国主”,以彰显其人在倭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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