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尔茅斯的街上,刘永禄裹紧了风衣领口,海边的海风带着寒意直往他脖子里灌,他哆嗦着左右张望,寻找着猪头酒吧。
朝着码头的方向一边问路一边走,酒吧还没找到,倒是让他找到了一个卖鱼的摊子。
看见鱼摊,刘永禄眼前一亮,在外闯荡的天津孩子,最能抚慰心灵的可能就是那一盘熬(nao一声)带鱼。
从旅店出来前他还专门问了老福伦森,旅馆后面的厨房是开放的,只要住店就能随便用。
卖鱼的摊主是位四十多岁的落魄中年人,长脸,络腮胡子,神情麻木,左耳的耳朵不知什么原因少了一半。
鱼摊上码着各类死鱼,大部分鱼刘永禄都叫不上名来,其中有一种小鱼长得格外奇怪,它们身形细长,头很大,牙齿尖锐,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嘴里长着密密麻麻的吸盘,吸盘末端还有海葵触手般的粉色肉芽。
“师傅,咸带鱼嫩么卖的?”
刘永禄挂着标志性的微笑先和摊主打了个招呼,但摊主只是把目光缓缓移向了刘永禄,没有开口。
哦,耳背。刘永禄连比划带说又重复了两遍,摊主才抬手给他指了一个角落,嚯,一堆咸带鱼得有十好几条。
“啧,不错啊,够宽的,给我幺(计算重量)两条。”
摊主机械地从摊子底下拿出了一张报纸,随手包了两条带鱼递了过去。
“1磅85便士。”声音干涩沙哑。
这物价还行啊,要不说吃海货就得来海边呢,出门之前刘永禄数了数钱包,自己兜里差不多有16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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