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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一别,闲话不多叙。千岱兰仍旧背着来时的双肩包,拎着一个大手提塑料袋,里面装着这几天买的礼物——往火车站进站口走。
彼时正是黄昏,北京火车站是个大站,人头攒动。人流量多,只有距离开车还有四小时的人才能检票进站候车,千岱兰背着双肩包,费力地拎着大手提塑料袋穿过广场,一路穿过团聚欢笑的家人,神神秘秘兜售手机手表的小贩,经过外墙沿下正展开军大衣铺好、慢慢躺下的人——
有人的车票是凌晨的,来得太早,进不了站。周遭的小旅馆又要三十多一晚,很多外出务工的人,都先在站外用军大衣或薄被褥凑合一晚,等到了能进站的时间,再进站候车。
有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胡乱扎着头发,裹着掉了几层皮的皮革外套,行李都装在一个尿素袋子里。炒锅,被单,一套崭新的《十万个为什么》,把尿素袋子撑得鼓鼓囊囊,几处脱了线,细细长长的编织塑料线在空中荡啊荡。
脚边塑料瓶里的水空了,被晚风吹得咕咕噜噜跑。她迈开步子追,腿脚不好,走得慢——
千岱兰快跑几步,捡起塑料瓶子,递给她:“大姨。”
女人笑着说谢谢姑娘。
千岱兰笑着说客气啥呀,换只手拎沉沉的手提塑料袋,排着队往进站口挪。
进站之前,她转身回望北京的夕阳,被塑料袋提手勒红的手抬起,遮在眉间,看红彤彤夕阳如煮熟的洋柿子,晚霞沸腾如火烧滚汤。
坐上火车后,千岱兰将下铺让给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刚将行李放到中铺上,就看到手机里多了一条短信。
「岱兰,你好,我是熙京的哥哥,叶洗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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