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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如今是泰昌二十年,他们又是得到皇帝认可的行进,这样的话是万不敢说的。
毫无疑问,今上是历来绝无仅有的皇帝。天人感应固然用民心影响天道、灾异遣告天子的方式限制和规划了天子,但也从此让天子有了一个神圣的面纱、稳定的法统来源——最主要的是,只要玩这一套,自有无数大儒帮你念经。
可现在皇帝把“奉天承运”四字都改了,直接点,别民心先影响天再告诫天子,民心就直接授权天子,遵奉拥戴所为的便是万民私利凝聚成的公义,为此还把最暴力的兵权授予了皇帝,“吊民伐罪”。
而若神器为私器,不论是皇帝自己拿来作为私器享乐,还是辅佐皇帝的群臣拿来谋私利,都会损害全体黎庶苍生的公义。
就差把皇帝以神器为私器谋利则失去法统权威明说了。
这自然是自己揭掉了君权天授的神圣面纱,反而把秉持公义作为了皇帝的职责。
问题是,没有皇帝不想继续做皇帝。顺着这个逻辑,如果有人阻碍皇帝继续获得这种法统的权威性,那不就相当于谋反?
因此这人才说皇帝是要与凡人心性与天下士绅计较——仅从过去这些年的情况来看,皇帝无非认为许多官绅在把神器变为私器,以权柄或优待而大谋私利,“损不足而补有余”。
“天下臣民须谨记,国之本质,乃以兵止戈、以暴致治。朝廷施政,以道德求其上,以律例戒其中,以杀伐保其下。如此秩序井然,万民不致有乱世草芥之忧,方得繁衍生息,渐趋大同治世。朕谓大同治世,其要有一条,曰皇帝犯法亦有罪!如此则君臣万民同谨肃,可保其中,可得其上!”
年轻的进士们心里怦怦跳。
外儒内法,历来也不言自明。然从始至终,最多也只有“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君,始终是超然的。法是君主之法,儒也是忠君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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