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国内税收人员四下探寻着他们的经济收人,想弄清别的收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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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抱怨他们可疑的行为时,杰罗德看着她,表情里混杂着爱与恼火。那种表情不完全是说你们女人怎么总是这么傻——再过五六年这种表情才会开始定期出现——但是已接近这种表情了。他们知道我挣多少钱,他告诉她。他们在车库看到两辆大德国车,他们看到了湖边别墅的照片。然后,他们看着你的纳税表格,看到你在为他们认为是零花钱的工资而工作着。他们不能相信——在他们看来这是假的,是为别的事打掩护——所以他们四处打探,寻找什么事情。他们不像我这样了解你,就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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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无法向杰罗德解释,代课合同对她意味着什么也许是他不愿听。不管是哪种情况,事实相同:教书,即便是部分时间去教,也以某种重要的方式使她感到充实。杰罗德不理解那一点。他也无法理解那个事实,即:代课形成了一座桥梁,连接了她在共和党混合聚会上遇见杰罗德之前的生活。那时,她一直是瓦特维尔中学的专职英语教师,一个独立谋生的妇女。她深受同事的喜爱与尊敬,而且不依赖任何人。她一直无法解释(或者说他一直不愿倾听),放弃教学——即便是那最后一次的代课,如何使她感到悲哀、茫然,从某种角度来看她成了无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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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无方向舵的感觉——也许因为她没有能力受孕引起这种感觉,她决定不签字交回代课合同也使她产生了这种感觉。一年多以后,这种感觉便从她的大脑表层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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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来没有完全从她内心深处消失,有时,她感到这对她来说像个陈词滥调——年轻的女教师嫁给了成功的律师。他已声名远扬,处于三十岁这样一个微妙的年龄(用行话来说是这样的)。这个年轻的(嗯,相对说来年轻)的妇女,最终步入了中年那个众所周知的迷惑之宫,她四下打量,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没工作,没孩子,只有个丈夫。而丈夫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人们会说固定于,那样说确切,同时却不友好)在那个虚构的成功阶梯上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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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妇女,突然面对着四十岁这一人生道路的另一转折点。恰恰是那种妇女,最有可能陷入吸毒、酗酒和另一个男人——通常是较年轻一些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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