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真义这个问题,久为西洋哲学宗教家的悬案,中国人以只求实际的头脑,却解决的十分明畅。其答案就是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如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等)及在于五伦的和睦。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或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村。这样淡朴的快乐,自中国人看来,不仅是代表含有诗意之片刻心境,乃为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得达此境,一切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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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生理想并非如何高尚(参照罗斯福氏所谓‘殚精竭力的一生’),也不能满足哲学家玄虚的追求,但是却来得十分实在。愚见这是一种异常简单的理想,因其异常简单,所以非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的头脑想不出来,而且有时使我们惊诧,这样简单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来。鄙见中国与欧洲之不同,即欧人多发明可享乐之事物,却较少有消受享乐的能力,而中国人在单纯的环境中,较有消受享乐之能力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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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中国文化之一大秘诀。因为中国人能明知足常乐的道理,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处处想偷闲行乐的决心,所以中国人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既得目前可行之乐,即不复追求似有似无疑实疑虚之功名事业。所以中国的文化主静,与西人勇往直前跃跃欲试之精神大相迳庭。主静者,其流弊在于颓丧潦倒。然兢兢业业熙熙攘攘者,其病在于常患失眠。人生究竟儿多日,何事果值得失眠乎?诗人所谓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髯。伍廷芳使美时,有美人对伍氏叙述某条铁道造成时,由费城到纽约可省下一分钟,言下甚为得意,伍氏淡然问他“但是此一分钟省下来时,作何用处?”美人瞠目不能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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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氏答语最能表示中国人文主义之论点。因为人文主义处处要问明你的目的何在,何所为而然?这神的发问,常会发人深省的。譬如英人每讲户外运动以求身体舒适(keepingfit),英国有名的滑稽周报punch却要发问“舒适做什么用?”(fitforwhat?)(原双关语意为“配做什么?”)依我所知这个问题此刻还没回答,且要得到圆满的回答,也要有待时日。厌世家曾经问过,假使我们都知道所干的事是为什么,世上还有人肯去干事吗?譬如我们好讲妇女解放自由,而从未一问,自由去做甚?中国的老先生坐在炉旁大椅上要不敬的回答。自由去婚嫁。这种人文主义冷静的态度,每易煞人风景,减少女权运动者之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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