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诛君之举也;文王之专征伐,亦代商之势也。然而有异焉:汤、文之势,攻可守也;武王之势,非以守者攻也。则何以明其然邪?
桀之无道,韦、顾、昆吾助之;纣之无道,崇、黎助之,奄、徐继助之。夫宁不知三蘖、崇、黎,罪薄于桀、纣?而“有虔秉钺”,先及三蘖,徐乃为南巢之放;汝坟受索,率以服事,姑用惩于崇、黎之戡;将毋罪罚之轻重不称,而底定之后先为已拂与?
乃审理以为权衡,而轻重固有不然者。
首恶而为恶之渊薮者重,从恶而为恶之朋党者轻,此情之轻重也。首恶者君,则以贵治贱,末减而轻;从恶者臣,则用下罔上,加等而重;此理之轻重也。
守天下者,正名定分而天下信,惟因理以得势。攻天下者,原情准理而天下服,则亦顺势以循理。是故三蘖、崇、黎,亟试其鈇钺,而缓桀、纣以悔祸之路。汤、文之为此者以循理,而势已无不得矣。
故朋凶先翦,独夫无助,待其怙终不悔,则羽翼已摧,四海永清,而无反侧之可忧矣。
夫文王之至德,足以服六州而久其信,故其后东郊大扰,而西土南国,悠然于《棫朴》、《芣莒》之侧,不待觌文匿武以相镇抚,固已有成效之可睹矣。
借令成汤升陑之后,投兵于渊,焚车于野,数世之内,自可无再诰多方之举,然而有所不必也。
天下已无奄、徐,帖然相喻于一王之下,日讲武于国而自可亡疑也。
牧野之事则异是矣,诚有间矣。后同恶之讨,先殷郊之战,低昂于轻重者因乎情,而较量乎顺逆者拂其理。
令以此道而守天下,则臣主贸其安危,上下失其厚薄,固非安上治民之大经。非大经,则不可以守。不可以守,而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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