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愤懑,“这老板就让我们赔500块钱。这不是黑店是什么?”他的声音尖锐,充满了指责,周围的同伴也纷纷附和,七嘴八舌地表达着不满。
“我们这盘子,碗都是找专人定制的。”何雨柱不慌不忙地开口解释,他神色镇定,条理清晰,“损坏了要补充,还得重新找人定制,价格自然就贵。”说着,他走进包间,指了指一片狼藉的屋内,“而且你们看看房间里被砸成什么样子了。500块钱,不光是盘子,碗的钱,还有桌子凳子和装修的钱,以及装修期间不能接待客人损失的钱。”他的话语掷地有声,每一个字都透着不容置疑的诚恳。
工安同志随着何雨柱的指引,走进包间仔细查看。只见包间里桌椅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墙上的装饰被扯得七零八落,地上满是碎玻璃和陶瓷片,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工安同志看在眼里,心中对何雨柱的话表示赞同。但身为执法人员,秉持着以调解为主的原则,他还是决定在双方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沟通与协调,在工安同志苦口婆心的调解下,双方最终达成协议。那些年轻人愿意赔偿300块钱,但他们身上一时凑不出这么多钱,面露难色地表示回去凑钱,明天给送过来。
何雨柱对此倒也并不担心他们赖账,毕竟他们的姓名、家庭住址都被工安仔仔细细地记录下来了。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何雨柱相信,在工安的监督下,这赔偿款定会有着落,事情也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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