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明白，他的病是我给气出来的。他生前很喜欢何天亮，我们出了那件事情以后，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缘由，但是我知道他对事情的经过一清二楚。他从来不提这件事，闷在心里，我女儿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她姥爷抱着她流眼泪。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开始每月积蓄一点点钱，哪怕家里再困难，哪怕每月只能存一块钱，我也要不间断地积蓄。我知道，何天亮出来以后还要过日子，还要做事情，他不能两手空空地面对这个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非常生疏的世界。再后来，我晚上在歌舞厅陪客人的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家里，母亲和妹妹都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回家的时候也经常感到邻居们在我的背后指指戳戳，我不能不挣钱，却又不能不顾家里的名声，我只好告别给我留下痛苦记忆的故乡，到外地谋生挣钱。我去过深圳，在那里给人家擦过皮鞋，当过小工；我也去过海口，在一个拱桥上推车，每推一趟能挣五毛钱，我一天最多能推十趟；在厦门我给一家公司当过公关，为了躲避老板的纠缠，干了一个月一分钱没挣到就辞职了。那段时间我自己都说不清我干了些什么，反正什么能挣钱我就干什么，只有一样我可以保证，我从来没有靠出卖肉体换钱，因为，虽然我已经跟何天亮离婚了，可是我终究还是他女儿的母亲，我不能再给他身上增加羞辱。一个女人，想靠打工正正经经地挣到一笔钱，在当今的社会上几乎是奢望。我在外地流浪，打工；打工，流浪，就这样苦熬着。我心里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等到何天亮出狱，能等到他可以养活我的女儿，至于会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也说不清，也许这只是我激励自己拼下去的一个虚幻的愿望而已。

“后来，我在深圳认识了一个朋友，她也是跟丈夫离了婚，独自出来工作挣钱的。这时候我不但每月能保证给家里寄去生活费，自己也积攒了几千块钱，那位朋友也有几千块钱，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合伙从深圳进服装贩到北方去卖。我们干得非常起劲儿，经常乘着火车背着沉重的大编织袋在南方沿海城市跟北方内地城市之间奔波，干了两三年，我们都挣了三万多块钱。这时候又在北京碰上了传销保利产品的事儿，据说搞传销能挣大钱，我们也确实看到有许多人靠传销成了大款，心头一热，想快点致富，就干起了传销。没有多久，传销被禁止了，我们辛辛苦苦几年挣的钱都被砸了进去，我的那位朋友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跳到北京护城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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