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卷起褥子就吃饭,晚上铺开褥子就睡觉,还是两个人一个铺位的那种。
有一回父母带三岁的弟弟回农村老家来,我刚放假,大人让我看着他,他要我给他弄断一根铁丝,我哪里弄得断?只好拿起斧头试图砍断它,结果三两下却砍到了自己手指。已经是傍晚了,也许天色有点暗的缘故。流了好多血,我痛得吓得哭着跑向屋内找奶奶。恰好父亲回来,急忙间,父亲骑车载我赶往镇上的医院缝合伤口,若非他恰好回家,我恐怕又只能在村里的小诊所草草包扎,之后由爷爷接手换药,无论伤势多重,送医院总是那个不会被考虑的选择。
那个夜晚的记忆尤为清晰,缝针归来,家中情景历历在目:母亲拥着弟弟坐在沙发上,奶奶则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母亲并未对我的伤势投以丝毫关切,而是径直询问起受伤的缘由。由于恐惧大人的责备和因就医花了家里的钱,我说了谎,说是弟弟不慎伤了我。尽管弟弟年幼,却也明白真相并非如此,他摇晃着脑袋,坚决否认。母亲紧抱着弟弟,断言道:“不可能,弟弟从来不会说谎的!”我承认我是说了谎,那是出于恐惧,害怕自己被大人嫌弃。然而,母亲对我的伤口视而不见,甚至在我与弟弟之间,她更愿意相信那个三岁的孩子,而非我这个长期留守、缺乏陪伴的女儿。手指的疼痛让我本能地靠近奶奶,只有她给了我些许安慰,告诉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那一夜,我居然未曾从母亲那里得到半句安慰。
此后多年,母亲还不时有意无意地提起:“那个手指其实是你自己弄伤的,不是你弟弟。”
她是对的,错的全在于我,或许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成了她眼中的错误,因此才如此不受待见。拆线那天,父母已带着弟弟返回城里,我只得独自骑车前往医院。由于去得太晚,拆线过程异常痛苦,护士询问家人何在时,一句话便问的我,眼泪夺眶而出。
读高中时,每次回家,奶奶都会向我哭诉我不在家时她与爷爷的争吵。奶奶总是这样,她不愿让城里的儿子担心,却把我这个孙女当作了唯一的倾诉对象。我曾动过退学的念头,想回家照顾奶奶,但父母坚决反对,我只得继续学业。正是从那次退学风波开始,家人对我的关注才渐渐多了起来。父亲和母亲分别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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