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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曹化淳走后,认识到自身处境的钱士升立刻就变老实了。
毕竟状元来的,脑子是一等一的聪明,处卑鄙之位,要锋芒毕露;居庙堂之上,要和光同尘。
大明的中枢,对他来说是卑鄙之地;而刘承宗的中军帅帐,则是庙堂之上。
卑鄙与庙堂,说的不是自己,而是在一套共同价值观里,自身的位置。
大明的朝臣也好、阁老也罢,论学问讲资历,他钱士升是万历四十四年的状元,跟别人相处有什么好怕的?锋芒毕露就行了,不用想那么多。
而刘承宗的中军帅帐,里头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混世魔头,门外头小兵论资排辈讲的都是哪年造反叛乱,跟他完全不是一套发展体系。
多听少说,更安全。
说真的钱士升还是觉得,自己出发前,把元帅府想得太好了。
他本以为元帅府出征都带着礼衙尚书,听起来是一个很军政复古且完善的政权。
见了刘承宗的做派,还自己骗自己呢,说这是打仗,出兵在外,人事上的事肯定比较混乱。
就,至少该有那么一点行政架构,哪怕你大秤分金,好歹也该有杆秤。
直到看见礼衙尚书张献忠,好嘛,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钱士升不想讲什么东西,对刘承宗这个元帅府,很看不起,觉得挺没希望,就是一群凭武力恣意横行的强人。
这种人残忍杀伐不修德政,早晚有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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