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闻之怒,于是兴兵伐蔡,蔡请救于吴,子胥谏曰:“蔡非有罪也,楚人无道也,君若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于是兴兵伐楚,遂败楚人于柏举而成霸道,子胥之谋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卫鞅之言,更为严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从,于是召卫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计,正法之本,使民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君前定变法之虑,行之无疑,殆无顾天下之议,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负非于世;有独知之虞者,必见?于民。语曰:‘愚者晤成事,知者见未萌。’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治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臣闻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今君变法不循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君熟虑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于所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与论于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治。君无疑矣。”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攻不什不易器。臣闻之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其时而立法因事制礼。礼法两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古。故汤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灭也不易礼。然则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礼者未足多也,君无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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