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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它需要被规范,它需要找到更大的公约数,下沉再下沉,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收紧——不仅仅是电影,这种逻辑能推广到你看到的大部分文化产品。
港地导演杜琪锋09年北上大陆,想拍摄一部反映大陆警方缉毒的片子,剧本写完后命名为《毒战》,最初的故事相当黑深残,杜琪锋喜欢,但知道上映不了。
剧中末尾,有一条死刑犯被注射死亡的镜头,三分多钟,演员古仔演的逼真至极,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声音弱下去、呼吸衰竭,直到失去生命特征。
全特写,没有遮掩。
确实是超过了尺度,艺术性高不等于适合在院线播放,所以剧本被打回来了。
导演杜琪锋比较拧,从业以来,他的拍片风格一直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即“黑色、暴力、动静、宿命、冷酷与浪漫的银河映像风格”,给观众强烈的男性荷尔蒙爆发力,《黑社会》系列、《枪火》、《夺命金》……都是他的作品。
因此他不愿意妥协过多,他感觉自己可能无法在“商业和艺术上找到平衡”,一度要放弃这个项目。
让事情峰回路转的是,剧方找到了内地部门合作,并且拍摄了两个不同版本的结局,最终曲折的达到了妥协,《毒战》是一部很经典的片子,可能也是目前最不错的缉毒片,各方都在能够容忍的尺度下,奉献了自己最大的演出。
方沂比杜琪锋的条件要好得多,他有更多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些渠道也愿意支持他。
《我来自未来》从拍摄伊始,存在多家重装备制造企业深度参与,当时也请了很多军史专家,从京城到东北都有事业单位合作,他打了声招呼,于是事情变成了像周伯通左右互搏一样的场面,不同的是有一只手要强得多,导致原先的修改建议本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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