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央在陈家的卧室里,有一本日记本,她并不是每天记录,有时候心情和感想来了,便会拿出来翻一翻。
那是一个用粗麻线缝起来的厚本子,水央特意买的这种,很有记录的仪式感。纸张有些粗糙泛黄,可以看到上面微微凸起的纤维,写起字来很有韧劲儿。
在大段大段写的过程中,是她觉得唯一可以被自由救赎的时间。
在她离开北城之际,心中涌入一些动笔的冲动。
「在8岁那年的某个清晨,天边的曙光尚未完全驱散夜的残影,我们母女二人便踏上了前往车站的路途。
两市1500公里的距离,我们需要先坐车去火车站,然后转绿皮火车,大概20多个小时。
上了小巴车,卖票的阿姨背着一个鼓胀的斜挎包正在吆喝着收钱,她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
车厢里闹哄哄的,有交谈声和嬉笑声。我妈把我安置在靠窗户的座位上,我盯着外头湛蓝的天空,充满着对未知的好奇。
我问妈妈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那是一段艰难又漫长的沉默,我什么也不懂,不知道沉默从何而来。
在破晓的日光中,妈妈的身影显得格外孤单坚定。生命的沙漏似乎比常人更快地在她身上流逝着沙粒,被岁月和病痛无情地刻上了痕迹。
妈妈在有了我两叁年以后,不再继续在北城的夜场上班儿。她带上我回了宜南,在城中村附近租了自建房,那一片全是来南的打工人。
她又花了点积蓄托关系进了煤电厂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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