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4节

义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态度立马转变，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下的中国。

泰戈尔之所以受到“有点难堪”的批评，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胡适觉得泰戈尔访华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说起来，这个情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有点类似。

玄学的一些观点说不上错，只是不适合当下的中国；又或者说次序错了，毕竟有了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玄学那些观点还有泰戈尔的一些观点就属于上层建筑，最少你得等中国和印度都变成美国英国那么强以后再说吧。

真到那时候，还有谁敢反对……

除了胡适、陈仲甫、吴稚晖，包括鲁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也不赞同泰戈尔的思想。

貌似只有徐志摩、林徽因、冰心等少数文艺青年对他顶礼膜拜。

泰戈尔来到清华时，便住在了漂亮的清华园里，同时再次发表了一场正式演讲。内容无非还是那一套，即精神文明永远高于物质文明的所谓“东方主义”立场（印度根本代表不了东方，得加个引号）；还有就是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着欧战已经破产等等。

这些说法倒是和请他来的梁启超不谋而合。

李谕当然也不会赞同，一战对欧洲影响确实很大，但并不致命，以后中国还要继续追赶很多年才大大拉近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这其间的苦只有中国人能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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