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
这句话非常适合一些中西之间的边缘人。
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方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因此世界主义者胡适进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
到了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德刚先生曾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导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是胡适当年读书的地方。可对方却微笑一下反问了一句非常酸的话:“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那种对胡造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意思在微笑中表露出来,别有一番滋味。
唐先生喟叹:“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愿意把西方当做他们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没把他们看作“世界公民”。
非常令人唏嘘,再想想一百年后,还有那么多所谓的“公知”犯同样的错误,更加令人作呕。
百年前的胡适多少有历史的局限性摆在面前,那时候的中国是真的虎落平阳,几乎寻不到光明,大家心中有许多无奈难以发泄。
而百年后的所谓“公知”就纯粹是无知一般地跪舔了。
哈丁说:“我觉得可以借用刚才胡博士的一句话,如果中国有一百个李谕,中日就能够真正友善了。”
胡适哈哈大笑:“那样中美也可以友善了。”
李谕乐道:“直接世界大和平得了。”
几人笑得各不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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