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
那就是,庆历新政的确是没有成功。
新政之事,以范仲淹为核心,韩章和富弼是主持者。
至于晏殊,则是那段时间的宰辅大相公,也有间接参与,因此而遭殃。
新政失败,就得有人承担主要责任,哪怕乘势而起,官家也有擢升之心,也不可避免主持新政的三人起码得有一人不能起复召回。
一旦三人都起复召回,那事情的性质可就彻底不一样。
如今,富弼已经起复召回,晏殊年事已高,且曾是官家的老师,官家若是在乎名声,就不可能让他背锅,韩章则是正直壮年,正是经验丰富、思路清晰、精力丰沛的时候,处于治政的巅峰期。
相比之下,范仲淹的位置很尴尬,年纪不是最长,不容易得到体谅,也不是最小,精力不够充沛,身体还不好,又是新政的核心人物。
范仲淹,注定难以重回庙堂。
“这一封,送予富弼。”富弼作为未来的宰辅大相公,他的意见很重要。
“这几封,送到汴京一些高官的手上。”韩章又递了几封信过去。
有人就有利益之争,而一个人注定斗不过一堆人,进而衍生派系之争。
大周文官派系,素来传承久远,顶层的文官圈子就那么些人,是以欲入阁者多有归属的“派系”,一些派系甚至是太祖、太宗时期就存在,绵延传续。
恰好,韩章的老师是晏殊,上一任的百官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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