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元佑党争是因为苏轼的蜀党,独立不倚的政治主张,同时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而被完全继承司马光的朔党攻讦。
同时苏轼也是高太后所赏识的人,所以必须阻止对方入相。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苏轼的人品。
苏轼无论在新党,还是旧党之中人缘都不好,因为他在政见上敢说真话,对不同政见敢于当面极力反驳。但对个人却从不报复,特别是以往陷害过他的人。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除了吕惠卿外,苏轼几乎都没有出手针对过个人。
换句话说,苏轼就是那种真正对事不对人的君子。台上和你吵得面红耳赤,台下和你嘻嘻哈哈。
同时对自己的进退,荣辱得失都看得很淡。
而程颐的洛党又是不同。
程颐的洛党与王安石的新党其实有些相似,都是主政革新,不过王安石重‘法’,程颐重‘人’。
章越比较认同程颐的方法,要得治法,先要得治人。
要造法,先要从造士开始。
程颐最看不惯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后,对迎合自己政见的人大加重用,对反对自己政见的一律贬斥。新党官员确实良莠不齐,似邓绾,吴居厚那等小人都可以进用。而地方执行的官员都是逢迎拍马而上位,也败坏了不少新法的名声,这是王安石失察的地方。
等王安石意识到这点,从太学开始培养人才,用经义造士后已是有点晚了。
至于朔党,那都是司马光的铁杆,一个比一个头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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