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当人和村的领头人。”
我广中舅听后,淡然一笑:“说起来,我确实是在徐州得的头疼病,这一点吕冬跃老师可以证明,那一年我在徐州上学,吕冬跃老师是徐州地下党的负责人,他派我往邳州送一封信,说是非常紧急。我顶风冒雪,一晚上打了一个来回,我的帽子在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时跑丢了,也不敢回去找,我只有先完成任务再说。那天风特别大,雪特别大,天特别冷,等我回到徐州见到吕冬跃老师的时候,冰和雪在我的头发上冻成了厚厚的一层壳。我跑到屋里,吕冬跃老师拿了根棍子一敲,哗啦,才掉在地上。从那开始,我就经常头疼,我就是那一晚上冻坏的。在那之前,我的身体很好,我一直是学校里的运动健将。吕冬跃老师见我头疼,就让我先回家休养。从那以后,我也没能到徐州复学。虽然和吕冬跃老师脱离了联系,但我一直牢记老师的教诲,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也一直默默地为党工作。人和村的人都记得,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任大娃是新砦乡乡公所的人,日本鬼子给他配了枪,是我和我广仑哥缴了他的械,把这支枪交给了八路军。袁广华、商来庆同志夜袭乡公所后,是我把他们缴获的枪藏了起来,后来武工队来了,又取出来。这些,吕冬跃、吕巨华、夏冬平三位领导都知道,组织上可以派人去调查,他们现在有的是地委领导,有的还在部队。”
陈书记站起来握着我广中舅的手,激动地说:“袁广中同志,太好了,这些你怎么从来没说过,你放心吧,我会马上核实,还你清白。”
又过了半个月,在新砦公社的干部大会上,陈书记向参加会议的人员详细讲着对我广中舅调查的结果,最后,陈书记动情地说:“我就说这些吧,就这些也足以证明袁广中同志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在徐州上学期间他就参加了革命,为了传递情报而留下了隐疾,这一点吕冬跃同志给写了书面证明。还有一点,八路军几次在新砦乡的活动,袁广中同志都积极参与,就那次任大娃被缴械的事,如果袁广中同志不说,还真是成了谜团,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干的,不知道那杆枪到了哪里。金乡羊山战役时,他冒着枪林弹雨把弹药送到解放军前线。袁广中同志在解放前,在湖西、曹县的七年里,一直以**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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