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走,才形成人口暴增的局面。
但人口剧增又是一个优势,天宝是国民政府的大后方基地;大批上马的工厂紧缺劳动力,难民的涌入解决了人力资源匮乏的问题;亦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还有一点更为重要,那就是天宝实行的是宽松开放的自由经济政策。
在天宝以及大后方的土地上,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和障碍,取消对本国进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各种特权和优待;使商品自由进出口,服务贸易自由经营。
也就是说,国家对贸易活动不加或少加干预,任凭商品、服务和有关要素在国内外市场公平、自由的竞争。
在自由经济政策的感召下,大量涌入的难民积极发展小本经营;资本雄厚者便开办工厂、饭馆、酒吧、娱乐场所。
短短几年时间,天宝的酒肆、歌厅、咖啡馆、夜总会在数量上已经敢于上海媲美。
娱乐设施的迅猛发展和经济政策的自由化,还吸引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商人前来投资。
一时间,天宝街头的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日本人、阿拉伯人不断涌现。
这些国家的商人、大腕来天宝投资兴业后,大后方蒸蒸日上的生产经济又是如虎添翼。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带来宗教信仰的自由展开。
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在天宝地区大行其道。
但经济文化繁荣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鱼龙混杂,人群结构复杂;天宝地区成了抗战以来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冲击。
关锦璘总都督署和天宝市政府又是重叠机构,大后方总都督署直接受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天宝市政府既受大后方总都督署节制;又是陕西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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