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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也知道这其中一定有蹊跷,唯一的儿子死了,想查,也不敢。宦官势众,掌管着禁卫皇宫安全的神策军。从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到唐玄宗的“唐隆政变”,掌握北军,也就掌握了皇宫。从唐德宗起,北军主要的作战部队神策军由宦官掌握,从此,皇宫的安全、皇帝的废立一并掌握在掌管神策军的宦官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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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李昂登基十一年,做皇帝,已经算尽职尽责:不穿绸缎,也不许内官、亲戚穿华贵的布料。刚即位,立刻下诏放出冗余宫女三千,五坊豢养的鹰犬,除打猎练兵需要,全部放出。伺候皇帝歌舞娱乐陪聊天讲故事的教坊与翰林,也放出冗员一千二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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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祖宗留给他的家业是一个烂摊子:改变整个李唐王朝命运的安史之乱的平息并不来源于中央政府压倒性的军事胜利。相反,朝廷对于河北地区反复的叛乱焦头烂额,为了让叛军投降,玄宗的儿孙肃宗与代宗一边以昂贵的代价请求回纥出兵,一边大力地封赏愿意投降的叛军。许多安禄山与史思明的部下与亲戚因此口头投降,改换名头,在河北划地为王。从此,河北的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幽州)就成了中央政府胸口拔不动的一把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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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所有李唐皇朝的皇帝们面前都摆着同样内容的考题:怎样处置拥兵自重划地为王的河朔三镇节度使?怎样处置不断想模仿河朔三镇的其他节度使?怎样处置因为唐朝内乱不断入侵的周围少数民族?打仗需要钱,议和需要钱,想要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钱,但是,钱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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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的祖辈对于“赚钱”各出招法,几乎竭泽而渔,已经没有留下多少空间由他腾挪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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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中,肃宗皇帝靠出卖僧人和道士的度牒、官爵与空白告身筹到第一笔钱。而后,向江南与四川的富商征收额外的税。再后来,铸造含铜量不够的钱币,靠通货膨胀聚敛财富。另外,向盐、铁与酒的消费征收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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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宗的孙子德宗皇帝,变着法儿改革税制,绞尽脑汁要从民间征得更多的财富。德宗在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50],而后,又陆续实施了借商[51]、僦(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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