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对啊,”她放下托盘,“那幅肖像旁边是尤尔的外祖父沃纳·舒曼医生,他是伍立弗医院在一八八五年创立时的创办人之一。”
“这位呢?”
“尤纳斯·舒曼,国立医院的顾问。”
“那你的亲戚呢?”
辛娜困惑地看着哈利:“什么意思?”
“你的亲戚在哪里?”
“他们……在别的地方。要加奶油吗?”
“不用,谢谢。”
哈利坐了下来。“我想问你一些‘二战’时的事。”他说。
“不会吧。”辛娜冲口而出。
“对不起,不过这件事很重要,可以请教你吗?”
“我听听看吧。”她说着替自己斟上咖啡。
“‘二战’时你是护士……”
“对,在东部战线。我是叛国贼。”
哈利抬起双眼,辛娜冷静地看着哈利。
“我们这些叛国贼大概有四百人,战后全被判刑。虽然国际红十字会曾经向挪威当局恳求终止所有刑事诉讼,我们还是被判了刑。挪威红十字会一直到一九九〇年才道歉。尤尔的父亲,就是照片里的那位,动用关系替我减刑……一部分原因是我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帮助过两个反抗军男性成员,而且我从来没加入过国家集会党。你还想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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