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危险的奏对。
老臣自是嗅觉灵敏,张辅之却仍旧懵懂,搜肠刮肚地思考着措辞:“回陛下的话,臣以为,于赋税征发上,土地是产,人未必就不是。”
“无论丁税,还是赋税,说到底都是按‘产’征收。”
“千年以降,随着修建水渠、铸造农器、水车灌溉、耕牛犁地,丁口这一‘产’便逐渐不值钱,可谓拔最少的羊毛,听最大声的羊叫。”
“臣以为,将丁税免除,再从他处找补,乃是大势所趋!”
朱翊钧闻言,不由轻笑一声。
事物发展到一定地步,所引起的自然而然的议论,总是比他这皇帝拽着走要好。
好就好在时机成熟,好就好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好就好在局中人的反应真实不虚。
摊丁入亩这事就是如此,那一堆转交给张居正的奏疏,没有一道是朱翊钧授意,或者指导的。
黄册是嘉靖年间就彻底败坏的东西。
里甲赋役制度的调整,在隆庆年间就开始了。
黄册的“六不便”,鱼鳞图册的“六便”,同样在万历二年就被用来论述“度人而税”,应当转向“度地而税”。
政策的孕育是需要时代背景的,正好摊丁入亩的雏形,就出现在万历年间。
无论《丁粮或问》,还是《征丁议》,都是历史上出现在万历年间的言论,哪怕张辅之这一通言论,恐怕也是肺腑之言。
要说朱翊钧在其中做了什么,或许也就是用暂行三年的免除丁税,作为引线而已,实在微不足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着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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