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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仔细翻阅着。
这些都是之后正税定额的依据所在——过高过低,都不是长久之计。
“陛下,成都知府李坤,在卷末另附了一卷。”王国光指了指卷末,“其言,钱粮有额数,裁减太过,则供应不敷;夫征夫有常供,临期顾募,则措办不前。”
“若是赔累之人不得不抱情上诉,奸猾之徒必会趁机借言不便,混同告扰,反而搅乱大局。”
“希望陛下能因地制宜,不致百姓阴坐赔补……”
所谓阴坐赔补,就是朝廷裁减过甚,地方恐怕又要各显神通了,届时百姓私下里仍旧要私下给州县补税。
到时候闹出舆情,反而会被奸滑之徒裹挟其中,败坏善政。
朱翊钧头也不抬,啧了一声:“难得他敢说这话了。”
这次清税,也不仅仅是为了中枢心里有个数。
把话说开的话,此举一方面是朝廷试图确立对地方官员赋税职务行为的监督标准,另一方面则是利用限制四差银征收额度,来确保两税起解完纳。
本质上,仍旧是中央和地方对民间财赋的争夺。
这中枢重拳出击的大环境下,李坤敢为地方张目,算是拿仕途陈说利弊了。
就是……
朱翊钧伸出手指,在成都府的杂税数项上戳了戳:“成都府的杂税比正税多出数倍还不止!怕是都收到几十年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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