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了会儿,又发现老妈开始做老爸一样的事情……”我用手尖轻轻点点她冰凉的鼻尖,笑道:“我可能会在乎这些。”
也许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我说的分外认真。
她听的也很认真,然后说了句我一直记得的话:
“你得道了。”
接下来的事情有些记不清楚了,好象是我就送她到解放路的二路车站去坐的。还买了两瓶鲜橙多,一人一瓶提在手上摇着。
直到今天,我也不懂,为什么一定要送她到公共汽车站去坐计程车。怪哉。
待回到家后,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从酒意中醒来。
我死死地盯着身旁的电话,发现它一动不动,不知怎的,觉得非常搞笑。
于是我在半夜十二点的家中,放声大笑。
本以为那夜的酩酊之态会把她吓倒。没料到她的电话还是照常地骚扰我,而且似乎来的更频繁些了。
只是现在在电话里,她开始喜欢自以为是的剖析我,不断进行着昨日之我与今日之她的对照,进行着她所谓的理性批判,妄图谋求湖大和加大辩论赛的最后胜利,对了,我忘了说,她是湖大毕业的。
我说我只是想有尽可能多的时间承欢于父母之膝下,她说我的潜意识里是想榨干父母的最后一滴血汗。
我说我的生活态度乃是生而无为,这是很有深度,很有历史渊源的一种活法。
她说庄子也曾做过油漆协会的会长,老陶同志也曾努力地种田,虽说收成看样子不大好。而只有我好象是什么都不做似的,懒的连说话的声音都显得软软的。
于是她判定我不是生而无为,而是生而无能。
我原谅她的无知,须知无能这种评语是不可轻易予人的,尤其是男人。
我经常被她的长篇大论搞的哭笑不得。于是我常恨恨地问自己,是什么时候变得和她这样熟了,熟的以至于都可以像李艳一样肆无忌惮地攻击我。
更令我伤神的是,她已不再满足在电话里教育我,经常把我喊出去切磋一番。
只是她总喜欢带着我去一些我不大愿意去的地方,一些据她说有她和她男人之间甜蜜回忆的地方。
诸如,在北山坡的阿诗玛餐厅,他们吃了第一顿二人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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