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创举,但是……
斐潜叹了口气。
三国之后,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冲击反而强化了集权需求。
五胡乱华、蒙元入侵等事件之后,重建的王朝选择的是继续强化『天子』模式,而非去革新传统的政治阶级制度。
要说华夏完全没有改变的触发点,倒也不是。
或许唐朝的天可汗,也曾经是一个契机?
但是唐朝的天可汗模式,其实更像是天子模式外挂上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度。
唐太宗接受『天可汗』尊号,确实是创造性地将中原『天子』与草原『长生天』结合。这种双重合法性使其既能通过儒家礼制统治中原,又能以盟誓、神判等方式维系草原部落。只不过唐朝的『天可汗』,更多的只是在虚名上,甚至是唐朝自己华夏地区的自我标榜,外族使者口头宣称,至于在外域之中是不是有『天可汗』的名号,是不是遵从『天可汗』的号令,都是存疑。
同时,唐朝后期过度依赖蕃兵蕃将。没有用唐人治理胡地,种下了安禄山这样的恶果。这种『以夷制夷』策略,显然不是长久之策。在中央强势时或许有效,但一旦华夏中央主权衰弱,反而成为叛乱温床。
而且在进贡体系上,唐朝也长期处于华夏『人傻钱多』的状态,为维持朝贡体系,唐朝实施『厚往薄来』政策,为了维护面子,而丢了里子。
当然,斐潜觉得这其中可能还有唐朝士族大姓类似于明代沿海『海盗倭寇』的手段。只不过史书上相对应的内容较少,使得斐潜也难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只能是暗中猜测。
同时,还有一点更加关键的因素,也是斐潜在长安处理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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