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入鄂。在清军两路重兵合击下,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转入湖广襄阳。
占领西安后,清廷命多铎部东进南京,摧毁弘光政权,命阿济格部继续追击大顺军。此时,50万大顺军已是军心涣散、纪律松懈、指挥混乱,在清军追击下,在襄阳、九江等地连败十三仗,丧失了全部辖地。五月,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牺牲,大顺政权遂而瓦解。其余部30余万后来在李过、李来亨等领导下与南明政权联合,继续抗清,最后于康熙三年(1664年)失败。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由于地处四川一隅,对全局无太大影响,所以清廷在摧毁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之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割据一方的大西军。顺治三年(1646年),豪格率清军由陕西入川,征讨“大西”政权。十一月,清军对张献忠在西充的大营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农民军兵败如山倒,张献忠也在此役中中箭身亡。大西政权随之瓦解。其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领导下南走云贵,逐步走上联明抗清的轨道,成为永历朝的军事支柱。后来孙可望投清,李定国继续斗争,坚持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最后失败。
明朝灭亡后,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后即皇帝位,改元弘光。在面临战争这个关系命运存亡的问题上,也是举足失措。他们天天讲“讨贼”、喊“中兴”,报君父之仇,把主要危险和敌人看成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军,以全力防御。其实他们对北方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还看不到威胁南明存亡的已不是农民军,恰恰是清政权。六月间,史可法在《款清灭寇疏》中,还强调:“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事实是,农民军已被清、吴军击败,退到陕西后,一蹶不振了。而清已据有北京及其畿辅地区,正在准备南下。史可法及南明决策人还不以为意,说:“但清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他们把清入京看成是帮助明朝复仇的友好举动,主张继续借用清兵全歼农民军。与清议和,实行“联虏击寇”的方针,是举朝一致的意见,已成为南明一项国策。
顺治二年(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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