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宋英宗与高滔滔

，可为今鉴。且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议后世，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推圣明，授以大业。陛下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王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富有四海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以为濮王宜尊以高官大国，不宜追尊为帝。”欧阳修独加驳斥：“身为人后，应为父母降服，三年为期，惟不没父母原称，这便是服可降，名不可没的意思。即如汉宣帝及光武帝，亦称父为皇考。至进封大国一层，尤觉与礼未合，请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于是廷臣又彼此斟酌，互相辩难，英宗一时未便下诏。越年，曹太后手敕中写道：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王，至今未见施行，可令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特此手谕！韩琦等转递英宗。英宗即日颁诏，略云：称亲之礼谨遵慈训，令内外臣民知之！此诏。曹太后一直与英宗面和心不和，这一次竟不顾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有人说，太后手诏是欧阳修写的，曹太后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几百年之后，明朝也发生过类似的大礼议之争。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驾崩。由于明武宗没有子嗣，在其弥留之际，首辅杨廷和预料到之后的继承人问题，他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在武宗逝世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敕令，令朱厚熜缩短为其父服丧时间，并承袭兴王爵位。武宗驾崩后的当天，杨廷和让司礼监请太后懿旨，正式宣布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2日，一个由司礼监、皇室和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安陆，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接见了使团并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北京。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双方发生了第一轮冲突。根据杨廷和的安排，要礼部用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即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桉，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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