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和他的兄弟

在一起了，大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四哥和五哥都在广东打工，如果某一天回来成家立业，恐怕够他喝几壶的了。

我父亲在机关工作，大伯有什么事情找到他，而有的恰恰是他办不到的，只能拒绝了。大伯不理解，有时候说几句“两家话”意思是怪父亲。父亲倒不说什么，他从读书就在外面，一年难得回几次家。而母亲和我呆在乡下有六年多的时间，或多或少让大伯“另眼相看”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伯常常对母亲说，太学（父亲名字）六岁那年吃杏子，杏仁卡在喉咙里出不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还是我伸手把杏仁给抠出来，不然——

再说我父亲。

父亲四十有四，你也许要问了，为什么和大伯相差那么大呢？因为我还有两个姑姑，都比父亲大比大伯小，还应该有个二伯的，但不幸夭折了。

可能在他们四兄弟中，我奶奶最愿意提起的就是父亲了，只有他在政府工作。但据我父亲讲，小时候，我的爷爷他的老子是不赞成他读书的，幸而奶奶说了句公道话，就让他读吧，等哪天他不想读了，自己会回来的。但父亲却没有回去，读着读着就读出名堂来了，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那时候的师范学校一年只要十来块学费，每个月国家还给学生补贴。一年的补贴加起来远远超过了学费，这是计划经济的好处，像父亲他们就沾光了。父亲毕业后先是一名民办教师，不几年就转成公办，正二八经一名吃公家饭的国家干部了。教了三五年书，父亲就转业到政府里，当过几年武装部长，我看过那时候他的戎装相，觉得蛮帅气的。紧接着再转业，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一直就干到现在。

父亲尝到了知识的甜头，对我们兄妹俩的学习就督促得紧了。每当我抱怨学习困难的时候，他就忆苦思甜了：当初我们读书是什么条件？你是没经历过，一年到头穿草鞋，帆布包一背就是六年。衣服是你爷爷奶奶的衣服改的，我到师范才穿上的确良（衣服），第一双皮鞋也是工作后才穿上的。你苦，也不想想我有多苦。父亲这么一说，我就哑口无言了。是的，我的确不能跟他比，他凭着自己的勤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改变了自己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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