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的准备,然而这次对徐谨礼的指控变成了“利用党内威信,散布影响英国政府统治的言论,企图反抗英国政府。”
水苓反复争取,找到了足够多的证人,律师原本有信心给徐谨礼至少减刑五年,最后因为英国政府的新说法,只减了两年。
不知道是谁想出来以徐谨礼的案子为由头,作为罢工的理由之一,唾骂政府不辨忠奸,不管人民死活,连慈善家也抓,这一年的人民暴动太多,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部分马共成员,徐谨礼也减刑叁年,刚好和水苓的期盼一致。
去牢里看徐谨礼的时候,水苓和他说了这件事,并坦言她以后也会参加相关活动,还是得多争取才能有希望。
徐谨礼听了之后反应并不大,相反他皱着眉头:“我不想你为此太辛苦,而且这种事多了之后,花旗肯定会想办法镇压,如果有暴力冲突,很可能还会流血。你……最好别去游行,我在这关几年没什么大不了,我不想你为这件事受伤或者碰到什么危险。”
水苓凑过去小声说:“放心,我不是参加游行,我白天要上课,没有时间。晚上有一阵会和制作南洋晚报的人一起,撰写报道,印制报纸。”
徐谨礼看着她神采奕奕的样子,不忍心劝得太过:“那也要小心,注意匿名。”
华人以及马共的反抗情绪过重,罢工事件和游行活动一件接着一件,英国政府一方面镇压华人,另一方面不得不想办法安抚,徐谨礼的案件被破例再次受审,获减刑一年。
水苓秉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念头,不分昼夜地忙碌,想要在1947年再次上诉,却遭到了否决。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政府行为的大事,杜鲁门主义出台后美苏冷战开始,许多西方政治学者着书立说,兜售海内外曾经因为抗日而产生的共产党是共产主义渗透他国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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