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年拍摄那一次,秋历就已经认为我需要一个精神科医生了。
我那时候说不必,况且经过拍摄阳晞之后我的状态好转了不少,倒不如说拍摄《玻璃鸟》和《白毛衣》那段时期是我的巅峰。之后再下滑是忙于时装周活动,以及蓝山外婆去世、导致我和蓝山出现感情问题的高度焦虑,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睡过一次好觉,更甭提之后和蓝山分手,为陆星嘉的纪录片疲于奔命,和蓝山打了最后的分手炮又拒绝她疑似复合的请求,彻底分道扬镳的事——
草,等等,我不会真的需要去看医生了吧。
“你自己不认为应该这么做吗?”
“……我觉得看医生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遥远。”我说,“况且我很忙。”
陆星嘉往椅背上一靠,盯着我不说话了。
这样的眼神让我很熟悉也很不舒服,像是看到了蓝山的影子。别人一旦出现这样的神情,我就会知道我说谎被发现了,甚至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正在找借口。
“我看起来很像有病的样子吗?”
“非常。”陆星嘉说,“你的脚本上有你的涂鸦,我拿去给我做咨询师的朋友看过,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我咽了咽口水,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恐惧,问,人家说什么。
“‘让她去挂号,立刻。’”
这个“立刻”来得很快,至少在陆星嘉进组之前,我们挂到了某精神科医生的号。
早上八点刚过我和陆星嘉出现在医院,这个点人少,方便,但我们俩都遮得严严实实的。我坐在凳子上不禁抖了一抖,医院的椅子好凉。
陆星嘉就把手握起来当作话筒:“请问肖小姐现在什么感受?”
我摇摇头,不知道怎么说。
对我来说现在的感受就像是一个坚定的不婚不育主义者却怀胎十月等着进产房,谁也搞不明白我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浩劫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恐惧,也犹豫,但没有退路。
其实对我来说这种疾病并不遥远,我们这些人没点病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艺术的,但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属实很怪异。陆星嘉让我不要紧张,我说哥,我没有。
但实际上我浑身都凉嗖嗖的。
陆星嘉穿着一身黑,戴了个渔夫帽和大口罩,又瘦,靠着墙站,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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