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出了关——到了关外的河南、河东等郡,长安朝堂的掌控力、朝堂中央政令在当地的实施力度,就会肉眼可见的降三五个台阶。
越往东,长安朝堂中央的存在感就越弱、朝堂政令的实施力度就越弱,反倒是地方郡县、诸侯国的存在感越强。
到距离长安最远的地方——东北的燕国,以及西南的吴、淮,当地百姓、官吏,即便不到‘只知诸侯王、郡太守、县太爷,而不知长安天子’的地步;
却也大概率是只拿诸侯王的诏令当‘君令’,只把郡太守、县太爷的政令当制度。
至于长安天子,以及朝堂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百姓、官吏而言,更像是天宫内的神仙——听说过,没见过。
在草原上,这一现象也同样适用。
在这个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时代,即便是因充足的马匹,而在交通、讯息交互效率上稍占优势的匈奴人,也同样逃脱不了这一定律。
距离单于庭近一点的部族,那就是更听话一点。
距离单于庭远一点、驻地鲜少会被贵族们路过的偏远地区部族,那对单于庭的敬畏就是少一点,脖颈、脊梁就是硬一点,反骨就是多一点。
而河套、高阙的接连丢失,直观层面上,在让汉家具备了从河西与西域接触、接洽的机会的同时,也显著拉长了幕南地区,与西域地区的实际路程。
路程遥远,就等于距离遥远。
而距离变远,在这个时代又与‘掌控力变弱’直接挂钩,甚至是划等号。
原先,西域只生活在匈奴人的淫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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