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余切的两张牌

如果一个文学爱好者站在四十年后往前看，会发现八十年代大陆的文学发展存在一个影响关键命运的主线。

那就是有关于故事和艺术的平衡，或者说，是向大众文学发展，还是向严肃文学发展。

历史在这里，最终演变为后者。

于是，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文学（专指西方文学汲取灵感）、先锋小说……无论是什么派别，无论是什么团体，他们得到自己期待之物的苦果，失去了和社会、公众的蜜月期。

5年后，王濛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失却轰动效应之后》，说到80年代初期文学在社会中引起阵阵热潮，后来，热潮成为文学圈内的事，而到了80年代后期，连圈内的热都不大出现了。

“不论您在小说里写到人人都有的器官或大多数人不知所云的‘耗散结构’，不论您的小说是充满了开拓性的救世主意识还是充满了市井小痞子的脏话，不论您写得比洋人还洋或是比沈从文还‘沈’，您掀不起几个浪头来了。”

为什么？

秘密在余切和黄兴邦的闲聊中。

“余老师，你是要写大场面、大战争，要扣人心弦，险象环生……超越了纪实文学的虚构小说，但它毕竟是个虚构的，而你最后显然对‘分手信’的行为持批判态度，那么，你写前面干什么？是不是写的太多了？”

黄兴邦吞了口唾沫补充道，“我以为，故事性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东西，太少了。你的……您的《天若有情》也有这类毛病，在最后是戛然而止，在我看来，您对写的好看这件事情，付出了太多，而忽略了自己的表达。”

“《红岩》是偏向于现实主义的大刊，您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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