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学校的生活

里当学生，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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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我到上海。从此我与英文的关系永不断绝，而与所有的中文基础便告无缘了。照现在看起来，当时我的中文基础其实也是浮泛不深的。实际上，我的中学教育是白费光阴。我所有的些少经书知识乃早年由父亲庭训而得。当投入圣约翰时，我对于苏东坡的文学已感到真的兴趣，而且正在读司马迁的史记，一旦便要完全停止了（这半是那大学之过，半亦是我自己之过）。我虚耗了在学校的光阴，即如大多数青年一般，这一点我只能埋怨那时和现在的教育制度。天知道我对于知识真如饥者求食一般的，然而现代的学校制度是基于两种臆断：一是以为学生对于各门功课是毫无兴味的；次则是以为学生不能自求知识。因此课程之编排是贬低程度，专为着那些对于功课毫无兴味的学生而设。除此两弊之外，更有极端费时无益之学制，即是要学生覆书和给予积分（强要学生默记事实和番号，此皆是为便于教员发问而设的）。这都是分班的教育制度之结果，因而有非自然的考试和积分用作量度知识的工具，而教员个人对于各个学生在心灵进步各时期之个性的需要，与乎各个人之真正所得，遂完全忽略了。我自知对于自然科学和地形学是兴味最浓的；我可以不须教员之指导而自行细读一本十万字的地理书，然而在学校里每星期只需读一页半，而费了全年工夫才读完一本不到三万字的地理教科书。其余各门功课，都是如此。此外，强迫上课之暗示，或对教员负责读书之暗示，皆极为我所厌恶的，因而凡教员所要我读的书我俱不喜欢。直至今日，我绝不肯因尽责之故而读一本书或一个人的著作，无论其在文学史上有如何价值。我们学生都觉得应该读书至最少限度，仅求积分及格便足。按我的天资，我向不须虑及积分及格问题，我自入学校以来积分从未低过及格的。结果，我便比别的学生工作反做少了；我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由一级升高一级，都常是名列前茅。我努力求学的推动力只有由我父亲寄给我的示函而得到，因为他常常以为我所写的家信是极可羞的。我在学校得到很高的积分或升到很高的一级，对于他并无意义，他是对的。如果当时有一图书馆，充满好书，任我独自与天下文豪结神交，我当得特殊的鼓舞。不幸在中学时，没有图书馆设备，而厦门这一所教会学校与其他非教会学校大异之点，就是我们教会学校学生不看中文报纸，或其他一切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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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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