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公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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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终辞而不君，自靖之仁也。

争弑之祸，咎始于寿梦之失正，道失于诸樊之虚让，祸成于余祭之妄立，札无咎焉。

若然，则札无议乎？以君子而议札，其惟诸樊死、余祭立之日乎？诸樊之始欲让札也，非道之正，而犹父志也。札不从，诸樊乃传之余祭以及札，是轻宗社，乱典章，而其为谋也亦迂矣。札于斯时，昌言其终不立之心，以息余祭之望，革诸樊之命，而固请立光，是仁人孝子恸哭力争之日也，而札文弱而不能。《易》曰：“介于石，不终日。”一失其几，欲成其介而不得矣。

夫诸樊舍子以崇让，札不可以言语争也。余祭非次自立，以冀传之札，札可以言语争者也。彼即有迂曲以传季之心，其能曰吾必欲立乎其位以舍光哉？

如其执而不我听也，札逃而去之，得矣。札逃，而余祭无可传；无可传，而余祭因无辞以自立。余祭避位以立光，光立而札返焉，顺也；光终不立，余祭且传之夷昧，终身不入吴国焉可也。不失其身以事亲，犹承志也。待之夷昧死，僚篡立，而札已无可为矣。况僚立而札犹不去，“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札所无能解矣。

诸樊之谋也迂，余祭、夷昧之妄立也僻，僚之无忌惮也狂，光之思得国也固。

札以嫌疑之身立乎其间，而札亦危矣哉，其仅得为君子，而几不免于同污也。乃欲以天地之德，圣人之中，非常之事责之乎？抑又何足以当《春秋》之进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