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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自然不会在这个话题上继续,遂转而问道:“约瑟夫,那几个孩子的去处你都安排好了?”
说是不想去改变大局,但随手落下几颗闲子,对李勇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而且正因为是闲子,他也没有对他们的未来抱有什么希望。
他们的人生肯定是改变了,但是变好还是变坏,可就不好说了。
虽然这个时代的欧洲已经算是世界的中心了,可各种诱惑也层出不穷,他们能够守住本心不迷失么?
谈到这个,约瑟夫却是脸色有些古怪道:“杨,你应该知道,你们的朝廷早就派过人去,但看起来效果好像不大……”
1871年,也就是同治十年,李鸿章和曾国藩曾联名向同治皇帝上书,提议让朝廷出钱送一些孩子去米国留学。
而实际上,早在清初就陆续有人前往欧洲留学了,不过那只是私人,而且多是受到传教士们的影响,相当于是去“朝圣”还愿。
所以理所当然的,他们回国的人中不少也开始传教,而且比起西洋传教士,他们的身份更为他们传播和影响民众提供了便利,这也算是洋教在国内飞速发展的一个契机。
而此时正值洋务运动时期,在容闳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官派留学生应运而生。
可惜,这些人就算学有所成,且有心回来报效,也不会有多少任他们施展的舞台。
何况滔滔大势又岂是个别人能够改变得了的?
当然,李勇已经“预见”到了洋务运动失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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