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派虽出于儒家,却是批判武帝以来官家之儒,欲复孔子之真儒!
扬雄拟《周易》而作《太玄》、拟《论语》而撰《法言》;桓谭著《新书》论古今之道,批判谶纬;王充作《论衡》否鬼神之谈;王符作《潜夫论》述世情善恶。仲长统坚信《昌言》不输前人之作,从古至今没人似他这般勘破乾坤,但他又得到什么呢?
扬雄之所以显名一时,只是王莽将其当做改换天命的一颗棋子,最后险些坠楼而死,成了笑柄。桓谭因批判谶纬被光武帝逐出洛阳,忧愤而死。王充才智虽高,仕途不过功曹;王符更是终身不曾为官。即便他们标榜的那位孔夫子,生无尺土、幼年失父、周流应聘、困厄陈蔡、削迹绝粮、死于阙里。圣人先哲尽皆如此,仲长统的落寞结局难道是意外?
他不再奢求什么,只想死前再看看自己写的书,唯恐自己将成为这部书的最后一位读者——因为他明白,后世君王也要以天命自诩,而且也要以世族豪强为政,如果连曹操这等“离经叛道”之主最终都不能采纳他的想法,后世帝王更不会接受了。这部书必将淹没于历史长河,洋洋洒洒三十四卷文章,不知千载之下能残存几章几句。仲长统紧紧攥着他的书,对后世充满了迷茫——
中兴二百载,我们做了什么?无外乎两件事,以儒家经学为治国之本,以豪强士族为统治之臣,剩下就是无休无止的外戚、宦官之争,没完没了地跟羌人、鲜卑交战。昔日儒墨两家并称显学,一定是有道理的,儒家重礼法等级,墨家讲兼爱尚同。孝武帝独崇一家本已偏颇,况乎又以公孙弘之类伪学者为儒宗,儒家成了帝王的光鲜脸皮。王莽搞谶纬变本加厉,光武“从善如流”更加推行,皇帝变成了神。连最昏庸的孝灵帝尚要勘定六经,别的他不知道,就知道以官家学术桎梏人心,要保住他那张位子!这岂是儒家本意?
孔夫子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孔夫子也未必非以周礼为尊,不过是周礼临近可证,若夏礼、殷礼流传不衰可正世道,又有何不可?古之儒者,执著而不失变通,仁爱而不无刚骨。国家以何种法则治理本无所谓,重要的是使天下安、使百姓安。若一味把某种思想当做自己独霸天下的挡箭牌,还口口声声为百姓、为社稷,那就是独夫民贼!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人事为本,天道为末。
至于以世家豪门垄断朝堂,虽属无奈,但这也是帝王保住其位的办法。毕竟以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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