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道理,一座避暑离宫看似只是帝王的私人享受,却可能成为奢靡之风的开端。
一旦开此先例,后续或有更多铺张之举,如增加宫廷用度、频繁举办庆典等,导致上行下效,整个官僚体系与社会风气随之腐化。
魏征的劝谏,实则是在“防微杜渐”,阻止李世民走向贪图享乐的歧途,维护贞观年间来之不易的清廉政风。
李世民提及“隋炀帝修运河致祸端”,试图以此证明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妥。
但魏征看到的是,隋炀帝的悲剧不仅在于滥用民力,更在于其背离了民心。
运河本身虽有积极意义,但隋炀帝以暴政治国、穷奢极欲,最终引发民怨沸腾。
魏征担心李世民只看到表象,忽视了历史教训的本质。
帝王的权力并非无边界,若无视百姓承受力,即便使用私产大兴土木,也可能动摇统治根基。
他希望李世民能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表面上,内帑是帝王私产,但实际上,内帑与国库紧密相连。
况且魏征与李世民之间,虽有君臣相知的佳话,但本质仍是权力博弈下的制衡关系。
魏征回去后,很是郁闷。
便找到好友李百药诉苦。
李百药曾参与《北齐书》的编纂,魏征则主修《隋书》,两人便是由此认识。
说起来,李百药这一生,也是跌宕起伏。
隋朝时期,开皇初年,李百药任东宫通事舍人,后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因遭人嫉妒和诽谤,称病辞官。
开皇十九年,袭爵安平公,后被授为礼部员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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