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二年初冬,明州港的晨雾里藏着铜钱碰撞的脆响。
十艘挂着“渔猎”旗号的沙船正悄悄离岸,船舱里塞满了未报关的蜀锦与瓷器。
按新政关税,这批货物需缴三万贯,而走私只需给巡检塞三千贯,剩下的利润足够让船主在长安买三进宅院。
这样的场景,正随着海上贸易的爆发式增长,在大唐的每处港口上演。
自新水军护航、船货保险推行后,岭南关税半年暴涨七成,长安西市的阿拉伯地毯、大食香料堆成了山。
可巨大的利益像磁石,吸来了无数想走捷径的人。
门阀世家的残余势力用家兵伪装成商船,将盐铁偷运到倭国换砂金。
岭南俚人部落熟悉暗礁水道,帮商人把货物从“查不到的海湾”运上岸。
甚至连汇通司的小吏都在偷偷改报关单,把“十贯”写成“五贯”,与商人分润差价。
最猖獗的是“假朝贡”。
诸国的使者借着“朝贡”名义,带着远超贡品数量的私货进入长安,按例可免关税。
有个于阗使者更夸张,贡品是三匹玉璧,随行商队却带了三百车丝绸,全靠“朝贡免税”的空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些事传到东宫时,李承乾正在看广州送来的“走私黑账”。
那是水师在一艘走私船上搜出的,上面用阿拉伯文记录着近一年的交易:“与王氏合作,偷运铁器十船至新罗,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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