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一部所谓的‘旗舰手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实在太便宜了。”
董倩听了半天,终于懂一点了,连忙把话题从数码产品拉回正题,询问道:“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会成为一种身份标识呢?
五六千、七八千,可以买的奢侈品有不少。据我所知,像一些高端手表的入门款甚至不需要这么高的价格。为什么一部手机会有这么大魅力?
相信很多你的读者,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都对此感到好奇。”
张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道:“里小杨的悲剧从来不是孤例——在深圳人才市场、城中村,每天都有人举着‘高价收身份证’的纸牌,不时就会有一个年轻人过去询价;
在电子厂后巷,会看到一脸稚气的年轻人蹲在污水沟旁抽着散装烟,和同伴展示手臂上的针孔,还比划着卖血价格。
他们时刻处于强烈的物质、身份双重焦虑当中,但偏偏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除了像许立志这样,本来就来自他们当中的诗人。”
听到这里,董倩道:“不是还有你吗?你也关注到他们了。我注意到《青春派·非虚构》这本杂志在创刊号里,就有关于的这个群体的描写,标题好像是《流水线上的孔雀》。”
张潮道:“那是我的同学,也是同事兰婷写的。她很精微地描摹出了他们渴望被关注的心理特点,只不过过去通常使用夸张的造型。
如果看过那篇文章,就能理解我为什么断言iPhone会成为某种身份标识。在被所有人忽视以后,他们格外需要一个可以彰显自己身份的标识——
它不能太贵,太贵买不起;不能太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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