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潮答道:“当然不是,我也只是一个‘复读机’而已。实际上自古以来,不管哲学家、宗教家们怎么提倡清心寡欲,但是不论中国还是外国的社会实践家都对此产生过怀疑。
所以管子才会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马克思则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认为要想实现共产主义,物质财富要极大的丰富。
我们现在的社会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但物质财富的积累尚未普惠至底层,现在就在怕什么‘物欲横流’‘人心浮躁’,这让我想起了契诃夫的一篇《彩票》——
家道小康的夫妻二人买了一张彩票,刚对了一半的号码就开始畅想中奖以后的美好生活,丈夫甚至开始嫌弃妻子丑了、老了,两人大吵一架。
最后他们核对剩下的一半号码,发现其实并没有中奖。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彩票而改变,他们的生活也永远被彩票改变了。
我们中国人还这么穷,能不能等我们兑现了‘彩票’再来批判我们‘物欲’和‘浮躁’呢?”
董倩略有所思道:“所以你这篇并不是批判‘小杨’或者‘社会’?”
张潮坦然道:“当然不是。我是觉得在未来——不用很久——即使像‘小杨’这样的社会边缘人群,也不会因为一部手机去出卖自己的身体器官。
但是夹在两个时代中间的过渡阶段,当iPhone等象征某种较高的社会阶层的商品出现时,边缘群体为获取社会认同,有可能通过极端手段——就比如卖肾——来填补物质与身份之间的鸿沟。
如果社会真达到普遍物质丰裕,此类身份标识将失去稀缺性,‘小杨’们就无需铤而走险;若浮躁到价值观多元开放,底层青年也不会被单一消费符号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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