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那时候这个作家在《当代》和《当代》的主编秦兆阳谈过,因为他的一篇小说后面没有结尾,秦兆阳就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
“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
那位作家说,自己动笔时就不知道,所以一直到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
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
他当时说的话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而那位作家那时也不知道小说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似乎明白了点儿,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
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
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就只能自己编了。
所以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
这桩事是苏聪记忆里的一个笑谈,一次茶余饭后聊天听来的趣事。
当时作家的口吻带着点儿讽刺的意味,对秦兆阳的评价也不算太高。
苏聪不是作家。
这事儿听听就过去了。
可这也无形中组成了他对《当代》刻板印象的一部分:
都是些“光明和希望”的小说。
而从封面上这句话看来,这回的《当代》,似乎很不一般!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这话,既不光明,也不希望。
带着几分好奇,苏聪翻开这一册《当代》,这才发现这册《当代》竟然只发表了一篇小说,还是一位熟人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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