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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然敢开这个口,自然是将将一整套关联配套的方略,都做了通盘考量。”
“技术是基石,政令是框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梁进精神微振,开始结合前世记忆中诸多封建王朝鼎盛时期的治理智慧。
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结合大乾王朝的现实国情,进行创造性的融合与阐述。
对于政令调控,梁进想到了规依《唐六典》的“田令”,可令每户垦田十亩者,须种稻六亩、桑三亩,余一亩为菜畦。州县每年春耕前核查田亩,违令者杖责,超额种稻者可免一年徭役。
赋税方面,仿“两税法”,对种稻户征实物税,税率十取一;桑户除缴丝帛外,另纳“青苗钱”。设“市易务”专司桑稻比价,若丝价暴跌,则以赈济蚕户;米价腾贵时,开仓平粜,维持“一缣易米五石”之衡。
民生保障之制依汉制广设“常平仓”,丰年由官府以时价加一成收购余粮,藏于砖石仓廪。陈粮折价售予酒坊、酱园。遇灾时,开仓施粥,辅以以工代赈,招募灾民疏浚河道、修缮堤堰。
金融扶持方面,效仿北宋“青苗法”,由富户组成“义庄”,春贷种子于贫农,秋收后还本付息,利率三分。官府作保,若遇灾年,可延期至次年偿还,确保农时不废。
梁进这一套“田亩令-赋税制-仓储法-金融策”的组合拳,既借鉴了历史经验,又规避了那些导致政策失败的雷区(如青苗法的强行摊派),更注重实际可操作性和对底层民众的保护。
其理论既不会过于超前,也不会惊世骇俗,又处处透着可行性与巨大的潜在效益。
当他终于停下话语时,窗外已是暮色四合,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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