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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换了脸色,温声哄着我,说要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炒青椒,这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小孩子,一个丢了心爱的狗一盘炒青椒就能哄好的小孩子,我觉得她有些荒唐可笑。
她不会明白,通过豆豆身上所暴露出的问题远非如此,她永远也不会明白,因为她、他们,从不认为自己会有错。
回到潍城以后的后半年时间里,我从没往家里打过一个电话,即便是面对母亲的训斥,面对她的暴怒或者是挖苦、想方设法的逼迫我,我宁可蜷缩在被窝里忍着煎熬和焦虑,崩溃的在院子里大呼小叫像个疯子,也不允许自己向他们屈服,去听从她的命令去拨打这个电话。
我不明白,电话本应该是传达关心和爱意,他们又不爱我,我也并不关心他们,何苦去打这个电话浪费彼此的时间?
一个电话通过去,半天不说一句话,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话题可聊。
除了听母亲抱怨一下我的缺点,抱怨一下魏明的缺点,又或者在外人面前抱怨下父亲的缺点。听着她担忧一下我的工作,担忧一下魏明的学业,担忧一下父亲的工资,进而感觉人生已经过不下去之外,这个被逼着打过去的电话究竟有什么意义?它给我带来了什么?
它只能让人感觉到抑郁。
我的态度前所未有的冷硬,甚至没有动摇一下,终于,母亲被逼无奈再次打电话问我——我难得听她像个正常人一样心态平和的说话,而不是装成一个精神崩溃的疯子,她说:“我们到底是怎么得罪你了?”
我冷笑着,却不肯跟她说一句话,我将手机扔在一旁,进了浴室洗澡,隔着墙听她在听筒里“喂”了半天,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母亲早该明白我的态度就是仇恨的意思,但她其实也并不在乎我恨不恨她,因为她从来也没在乎过我。
我的抗争为自己带来了相对平和的生活,远离父母和他们的声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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