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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因为父亲是因公身亡的,哥哥一进单位就能做正式员工,拿的是 36 块钱一个月的正式工资。不用从学徒工做起,每个月只有 21 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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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社会上传得风言风语,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很快就要结束。离上海近的几个农场,像是江西、黄山那边的许多知青都偷偷跑回家躲了起来。哪怕没有工作,哪怕成为被人鄙视的“社会青年”“盲流”,他们都不愿意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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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样人心惶惶的背景下,那么好一份编制内的工作从天而降,砸在贺健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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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敏敏记得很清楚,父亲的葬礼上,她们一家三口抱头痛哭。姆妈说家里必须要有顶梁柱,阿爹不在了,阿哥是唯一的男人,这个家里不能没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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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哥当时是怎么回答的,贺敏敏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头七”过后,她看到哥哥一个人坐在屋顶上,手里拿着一瓶黄酒,呆呆地看着天上的月亮,一坐就是一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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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她以为哥哥和她一样,是想念父亲了。现在回想想来,贺健当时望向的是遥远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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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哥哥留在了上海,子承父业做了一名机修工。又过了几年,他相亲、结婚、生子,成为了大上海千千万万普通工人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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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和我猜的差不多。什么山盟海誓,都是骗人的。郑翔冷笑,“不回来就不回来,他就忍心这么让我姐姐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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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的,我哥写了一份信寄去东北,但是不晓得为了什么缘故被退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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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敏敏说着把信放到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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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翔半信半疑地拿起信封,郑小芳的照片恰好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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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照片里风华正茂的姐姐,再想到她如今的模样,郑翔顿时红了眼眶,鼻子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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