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1节

的过程中，变法维新屡遭失败，就连最基本的议会制都没有学过来。”

李谕说：“欧美有议会制的基础，他们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习惯了少数人决定大事。”

“是啊，”梁启超说，“所以他们才能做到让少数精英代表全体人民。中国则不然，自从秦汉以来，久无阶级，短时间想学习英法，少了根基，必然失败。”

李谕说：“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

“当然是好事，”梁启超说，“经济同理，西方经济强，缘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说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并非合理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却已走到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说不定是天大的运气。”

蒋百里说：“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也在变法，比如俄国，可惜不能去一趟圣彼得堡。”

“提到列宁这个人，”梁启超说，“我倒觉得在欧洲政客中，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义能见实行。”

这都是梁启超的原话。

李谕说：“经过欧洲一行，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

梁启超说：“没错，我现在越发觉得，对于中国的未来，根本无需悲观。西人作茧自缚，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融合东西，砥砺前行，必然可强盛！”

已经记不清是梁启超多少次思想转变了。

蒋百里同样信心倍增：“见过德国失败后，我准备写一本书论证其失败根源，以为警示。”

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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