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3节

到2019年的一项统计数据，中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8.47%！

这是个很让人吃惊的数字，任重而道远啊。

胡适说：“提升国民之科学素养以及民主素养、公民素养，应该继续增加报刊，不如我再办一份报纸？”

李谕说：“新闻界的人士已经在努力，我觉得对于我们学界的人来说，专心做学问才是上策，同时教授知识，办报就是下策了。”

胡适摇头说：“我做了几年学问，感觉只躲在象牙塔里声音太小。”

他不想做学问，而是去办报，后来北大许多大教授都估计是因为他做不下去学问了，也搞不出什么文学名堂。

胡适的着作比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国哲学史》嘛，结果只有上卷，（严格讲还有个中卷，但只有五万多字）。胡适的这本着作确实很有开创性，一直被当做民国初年许多学校的必读书目。

不过问题就是只写到了先秦诸子，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确实太短了点。对读者来说，始终有种不完整、难窥全豹的遗憾，称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所以民国的那个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黄侃，就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调侃：“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着作监矣。”

谢灵运是晋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谢家，做过秘书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说的。

初听以为黄侃在夸奖胡适，将其比作大文人谢灵运，没想到他接着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

十几年后，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金岳霖直接说——“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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