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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说:“如果有用,当然可以。”
李谕说:“这件事简单,欧洲有很多文章,直接翻译就是。”
记得钱钟书的《围城》里,就提到过《居里夫人传》,当然只是一笔略过,但也说明居里夫人在国内知名度之高了。三十年代时,还有人在孔庙里见到挂着居里夫人的照片。
随后的一个月时间,居里又去了多所上海、北京的大学,本来还想去趟武汉和广州,可惜她的身体状况不好,未能成行。此前在美国也只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虽然时间很短,中国还是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临走时,居里向李谕再次保证:“将来我会尽可能接纳更多留法中国学生。”
“真是再好不过!”李谕感激道。
——
居里离开半个月后,汇丰银行第四任买办席鹿笙急匆匆造访李谕的豫园。
席家与李谕已经有十来年的接触,上海那栋别墅就是席家给李谕的地皮。
席鹿笙表情沉重,深吸一口气道:“院士先生,小女不幸得上消渴症,遍寻上海名医,不管中医西医,全问了个遍,都说她只有一两年的寿命。”
“消渴症,糖尿病?”李谕问。
“洋人的医生是这么说的,”席鹿笙说,“我问过仁济医院的谈文卜院长还有哈佛中国医学院的刘瑞恒教授(就是给梁启超做手术,后来做到协和院长的那位),他们都认为现在的办法只有尽可能少吃饭,仅仅维持生命体征,虽然会慢慢消瘦下去,但说不定多坚持两年,就能撑到科学曙光照亮她生命的那一天。院士先生,您是最伟大的科学之圣,科学之神!真的有这一天吗?”
席鹿笙救女心切,说话有些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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